江弱水：巴别尔衬出了海明威的娘娘腔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 

犹太裔作家，生于敖德萨。以短篇小说集《骑兵军》《敖德萨故事》跻身世界文学巨匠之列。1939年被诬为间谍，被秘密处决，50年代恢复名誉。

天地不仁巴别尔

文 | 江弱水

读巴别尔是一场震撼。他震掉了你的文化背景，震掉了你的道德预期，也震掉了你的自我。不错，里边的故事特别残酷，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作者的态度，简直冷酷。读巴别尔，我想到《老子》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王弼的注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

王弼接下来又讲，“若慧由己树，未足任也”。这话真值得小说家牢记在心。小说家就应当“无为”“无造”，不加主观涉入，却能最大程度上对所叙之事“具存”“备载”，“不失其真”。像契诃夫所说的，只做证人，不做判官。可契诃夫笔下总还是处处温情，远不到巴别尔那种冷而且酷的程度。虽然契诃夫在小说《灯火》结尾里说，“世事一无可知”，但巴别尔在其日记里说得更绝：“我是一个外人。” 

果真是“外人”么？当然不。但巴别尔绝不在小说中透露内心的感受，不褒，不贬，不给一点倾向性。受不了巴别尔的人，肯定是受不了他那个态度，就像一个大清早开张的屠夫，从肩上卸下半爿生猪，“嘭”的一下掼在肉案子上，然后挺着胸叉着胳膊，拿冷眼瞧你——那肉还冒着热气哩！

厄普代克说巴别尔是个“不眨眼的目击者”，很对。举例来说，在《路》里面，火车上那对新婚的犹太教师夫妇，刚刚还谈论着综合教学法，现在双双沉入睡梦中，十个手指还交缠在一起。车停了，有人上来检查，看了证件，便拔出一支又长又细的毛瑟枪，朝男教师脸上就一枪。跟上来另一个人，解开死者的裤裆，用一把小折刀割下生殖器，塞进教师妻子的嘴里—— 

教师妻子柔软的脖子一下子粗了起来。她一声不吭。 

巴别尔也一声不吭，他接着写别的去了。这真叫“杀人不眨眼”。论绝情寡恩，无过巴别尔。在名篇《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中，身为犹太人的我，却碰见哥萨克同志在屠杀犹太人：

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

 “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 

但接下来竟然是一段水波不兴的“闲文”： 

哥萨克们拐过街角走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

于是我们傻了眼，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冷血的叙述者，就像王天兵所说的，“他只是木然而警觉地在看、再看、再接着看。此时的他兼具艺术家的敏感和野蛮人的麻木”。“而在事发后，他的身心又能迅速撤离现场”，总之，“像一匹马那样面无表情”（《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二○○八年版，151、156页）。 

真拿这个人没办法。巴别尔完全不动声色，道德观也好，伦理学也好，到了巴别尔那里都无效。善也好，恶也好，所有的判断全失灵。你说哥萨克对老人、女人凶残是么，可他们对战马又爱得死去活来。死了一匹心爱的马，那真叫如丧考妣——这话却又不对，因为考妣之丧对于他们来讲有时候简直不算什么。《家书》里面，做白军的爹把大儿子费奥多尔一刀一刀地给割了，当红军的小儿子谢苗抓到了他爹，现在，儿子给妈妈写信描述这事：

“爹，落到我手里好受吗？”“不好受，”爹说，“我要遭罪了。”于是谢苗问他：“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您手里，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吗?”“不好受，”爹说，“费奥多尔遭殃了。”于是谢苗问他：“爹，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的?”“没有，”爹说，“我没想到我会遭殃。”于是谢苗转过身子对着大家，说：“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绝不会饶我。现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 

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平时的那种道德的惯性，思想的惯性，都不起作用了。我们都像履带式坦克，带来了整套的理论装备，却发现只在一片泥淖中打滑，得不着力了。我们处理不了它，它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这个东西，没有让我们安心的时候。

巴别尔自己安心吗？他处在万千思绪的风暴中心，反而出奇的平静，仿佛是太上忘情。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为巴别尔小说的首个英文译本（一九五五）所作导言中说： 

在写下这些事情时，他佯装对“意义”和“价值”漠不关心；他似乎在说，尽管他能够把正在发生的一切说得一点不差，但他并不僭越地去解释它，也简直不想去弄懂它，当然更不去评判它。他安排的故事自己会说的，而且已经说了；或者他借一个说话人来说它，而这个说话人心知肚明他与这事的结果毫不相干——我所称的巴别尔在暴力之中的抒情快乐，实际上也就是他经营超然的语调的一种诡计。当然，我们被那试图暗示作家几乎不动声色的超然的精巧策略所蒙骗也不会太久。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对故事冷峻的美学表象的全神贯注，对事与物的执迷，我们有点儿懂了，乃是与天地同心（cognate with the universe），是宇宙本质的表现，是人的真相存在于其中的混沌（unyielding circumstance）的表现……

换成我的看法就是，巴别尔是处在佛陀的高度，偶开天眼觑红尘，但看下界的生生死死、恩恩爱爱、打打杀杀，似有悲悯，终却无言，因为他观照一切，洞悉芸芸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 

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小说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儿淹没在北方的雾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头脑，属于灵魂，完全是思想的——不是智力，智力是不带热情的思想，博尔赫斯是纯粹的冰冷的智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带有热情的思想，只不过是高寒地带的巨人们的思想，灼然却又凛然，却缺乏行动。之所以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他很像黏液，像泪，而泪是人的雾水。 

拉伯雷《巨人传》

但是，巴别尔是行动的诗，是血，是生命，是阳光。阳光的东西是指身体的东西。巴别尔对生命的感觉，有着拉伯雷式的“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正如巴赫金所说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阴郁的灵魂世界正好相反，拉伯雷是酣畅淋漓的狂欢化世界，他为我们呈现了人类丰沛恣肆的“物质—肉体”形象。

博尔赫斯在一篇很短的文章中提到巴别尔，说他最喜欢福楼拜、莫泊桑，还有拉伯雷。巴别尔那些打着饱嗝、放着响屁、流着珊瑚红的血的文本，确实也就是拉伯雷“下半身写作”的嫡传。在《骑兵军》中，有数不清的喘息、打呼噜、汗、脓血、骂骂咧咧、揍、挨揍，当然还有吃吃喝喝。“这是一部史诗——我们的吃相。不错——猪肉，鸡肉，鹅肉。”（巴别尔：《日记》，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这还是在哥萨克红军匮乏的前线。到了《敖德萨故事》里，就经常是酒肉池林、胡吃海喝了。那里面的人物，与庞大固埃实在有家族相似： 

她坐在长凳上，给自己缝嫁衣。几个孕妇跟她并肩而坐；一堆麻布在她支棱八翘的硕大的双膝上移动；孕妇把各种各样的吃食灌入她们的腹内，一如母牛在牧场上把春天玫瑰红的乳汁灌入它们的乳房。就在这时，她们的丈夫一个个放工回家了。喜好骂架的女人们的丈夫在水龙头下把他们乱蓬蓬的络腮胡子洗净擦干后，将地方让给弯腰曲背的老婆子们。老婆子们在洗衣盆里给胖嘟嘟的小不点儿洗澡，拍打着孙儿白嫩的屁股蛋，然后用她们的旧裙子将他们包裹好。由图利钦来的芭辛卡亲眼目睹了生养我们的富饶的福地莫尔达万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随处可见吃奶的婴儿、晾晒的尿布和以大兵式的不知疲倦的耐力忙着男欢女爱的其味无穷的城郊之夜。（《父亲》）

我们满可以借用巴赫金描述拉伯雷的世界的话说，“这个片段的主题是物质—肉体的丰裕，过剩的、生育的和成长的丰裕”。可见，巴赫金有一句话是错了的，因为他说，世界文学的所有经典作家中，唯独拉伯雷未曾进入俄罗斯文化并有机融合。他忽略了巴别尔。巴别尔只不过是把拉伯雷的广场搬到了战场和市场，而且和拉伯雷一样，“让世界末日论在绝对的物质—下半身形象中被降格和革新了”（《巴赫金全集》第六卷，253、16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若论亵渎神圣，巴别尔比拉伯雷也不遑多让。在《潘·阿波廖克》《耶稣作的孽》中，简直到了放肆无耻的程度。不光讽刺宗教，他还讽刺最终使他丧命的东西：

啊，俄国共产党党章！你铺设了一条神速的铁路穿越俄国纪事（指古罗斯最大的编年史汇集《往昔纪事》）陈腐的泥淖。你使梁赞的三颗怀着耶稣的激情的单身汉的心成为《红色骑兵报》的编辑，你之所以使他们成为编辑，就是要他们编写出一张充满大无畏精神和粗俗的笑料的报纸。（《夜》） 

一九一四年以前，我一直在家帮助父母种田，一九一四年以后我不再种田，转到了帝国主义者的行列，……我就此做了牵线木偶，替他们卖命，直到列宁同志拨正了我凶残的刺刀的方向，指明我的刺刀应该扎进什么样的肠子，什么样的肠网膜，我的刺刀这才长了眼睛，在刀尖上刻着2400这个［党证］号码……（《叛变》）

巴别尔是随时让人发笑的，而且庄中有俳，谑而近虐，正是因为他的生命意识接近拉伯雷。巴赫金说，对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而言，房间、市场、街道，“所有这一切全是人的内心里的上帝与魔鬼争斗的舞台；每一话语、每一思想都与遭遇、地狱和天堂、生和死相关联。然而明显的特点是，生与死在此全是在内心的层面上，只涉及心灵，肉体的毁灭不威胁任何人，这里完全没有世俗层面上的生与死的斗争，主人公生活在相当安全的世界里”（《巴赫金全集》第六卷，574页）。巴别尔却不是这样，他的生与死都是在场的，即物的，到肉的。他是对整个生命的强有力的拥抱。 

从语言上来讲，巴别尔让我只想到一个人，这就是莎士比亚。大家都说他像海明威，质朴无华。才不是呢，这家伙华丽得要命！在巴别尔的行文中，经常有一个同样的声音在说话，这就是莎士比亚的声音。

我们来看一篇《巴格拉特-奥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汉译不到一千字，据以色列学者西哈尔（Efraim Sicher）说，它常常被拿来当作巴别尔“华饰文风”（ornamentalist style）的一个样板，可是他又说，其中的喻象让我们想象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神秘的土地和《一千零一夜》（Style and Structure in The ProseofIsaac Babel, Ohio:Slavica, 1986, p.71—72）他忘了莎士比亚。叙述者用的第一个比喻就是莎士比亚式的：“这牛美如十二个明月同悬天际。”而弄蛇的巫师也像是莎剧里的巫婆在说话：“先知的绿披风从未遮蔽过克亚齐马任意妄为的络腮胡。”谁能在一千字的小说里面，像莎士比亚一样地挥霍语言？只有巴别尔： 

在你公牛的眼睛里，我找到了我们那个心存邪念的邻人麦麦德-汗的映像。在这双眼睛湿润的深处，我发现有面镜子，镜子里头我们的邻人麦麦德-汗那堆背信弃义的绿火正在熊熊燃烧。我在这头遭到残害的公牛的眼睛里，看到了我被扼杀的青春和钻过冷漠的荆棘篱笆的我的壮年。在你公牛的眼睛里，我发现了我曾三度踏遍的叙利亚、阿拉伯和库尔德斯坦的大大小小的道路，啊，巴格拉特-奥格雷，在这三个国度平坦的沙地上没给我留下一丝希望。全世界的憎恨都爬入你公牛张开的眼眶。

华丽的辞藻，出人意表的比喻与想象，令人忍俊不禁的夸饰。词语在任意挥洒，却断非没有节制，而是绝对准确。接下去，出现了莎士比亚式的奇妙的异域风情画，最后又结束以詹姆斯·乔伊斯式的瞬间“顿悟”（epiphany）： 

特拉佩宗达的市场和特拉佩宗达的地毯呈现在我面前。在拐入城里时，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山民，他伸出的手臂上停着一只红脚隼，爪子用链条拴住。山民脚步轻盈。太阳升至我们头顶。骤然间，意想不到的恬静降至我这个天涯漂泊者的心灵。

以我看，《公牛的眼睛》就像是莎士比亚的遗稿流落人间，由巴别尔签名发表。 

那么，巴别尔怎么会有莎士比亚的灵魂附体呢？答案可以在一篇《在地下室里》找到，这是他的童年生活系列之一，小主人公为同学朗诵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把恺撒的尸体抬上讲坛，对罗马市民慷慨陈词。“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这是“我此生最喜爱的诗章”：

他是我朋友，待我又忠诚又公正——

然而勃鲁托斯却说他有野心，

而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

他曾经带许多俘虏回到罗马，

其赎金全都充实了公家的金库——

难道可以说，恺撒这是有野心吗？

听穷人哭泣，恺撒也在流泪；

野心照说应该由严厉做成——

然而勃鲁托斯却说他有野心，

而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

你们全都看见了，在牧神节上

我一连三次要把王冠献给他，

他三次拒绝——这难道是有野心吗？

然而勃鲁托斯却说他有野心，

可确实，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

莎士比亚所有的人物都是修辞大师，一上场就滔滔不绝。巴别尔亦然，他的小说中的叙述者以及好多人物，都有着莎士比亚式的雄辩。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开头第一句话的确是标准的海明威口吻：“我先开的口。”但接下来呢，就是莎士比亚在说话了。华彩的语言，恣肆的比拟，特别是那腔调，那节奏。我请大家注意巴别尔小说的语言节奏，活脱脱就是莎士比亚的诗剧。我们只需将那段话（稍稍改几个字）分行排列起来，就成了典型的莎士比亚五音步“素体诗”（blank verse）：

阿里耶，我们来谈谈别尼亚·克里克，

谈谈他闪电式的发迹和可怕的收场。

我对此进行探究时，有三个阴影

横在我路上。格拉奇是其中之一。

他的举止坚韧如钢，难道

这钢经不起跟国王的手腕较量？

再拿帕科夫斯基来说。此人的疯狂

使其拥有称王称霸所需的

一切。还有哈伊姆·德龙格，难道

他竟然也没有发现新星的光芒？

然而为什么只有别尼亚·克里克

一个人登上了绳梯顶端，而其余

所有人却吊在绳梯的下端摇晃？

可不是，就算转手到了现代汉语里，莎士比亚的风神还在！

西哈尔说巴别尔的文章就像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可不一定。难道不也像从英文，特别是从莎士比亚，翻译过来的么？但我同意西哈尔下面这个判断，即巴别尔有着捕捉标准俄语里的某种异国风味的独门秘诀。 

有一句老话，说是“粗茶细泡，细茶粗泡”。龙井啊碧螺春啊要倒一大把茶叶，可是粗茶就应该少放一点。我现在的阅读经验，也是“长篇快看，短篇慢看”。我读巴别尔，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慢。王天兵说是“文字的密实、物象的密集让时间变慢了”，我觉得也与巴别尔的表达有关，因为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有很多像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陌生化”的东西。《骑兵军》跟《敖德萨故事》里面的语言都不是很平的，而是千沟万壑的，是困难的，你的视线只能在他的句子上缓慢地移动。巴别尔不是那种你想带过去就带得过去的，你要是轻易带过去呢，可能一无所获。但是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也好，《群魔》也好，我会像飓风一样快。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俄国人的观点》一文中说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沸腾的水涡，回旋的沙暴，翻滚的嘶嘶冒气的海龙卷，把我们吸了进去。它们整个儿是由灵魂的质素所构成。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打着转，蒙了眼，喘不过来气，有时充满了晕眩的狂喜。除了莎士比亚，再也读不到更令人兴奋的东西了。”因为陀氏本身写作也像飓风一样快，所以我可能一天半看掉一本书。但是，看巴别尔的东西反倒会慢得多。你要知道，巴别尔同志是一个句子写几十遍的人，这是什么一种写法！

巴别尔又是一个文体家。事实上，《骑兵军》你说是短篇小说，当然可以；可你说它是长篇小说，也行。这个文体很不简单。我前一阵在读山西大同作家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写晋北一个小山村温家窑这地方，人们如何解决最原始的食欲与性欲问题的地老天荒的故事。全都由短篇组成，每一篇都独自成立又相互勾连，成了“短篇章回小说”。用这个词来翻译英美学者所谓“short story cycle”最好，“cycle”就是“回”嘛。鲁迅说《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里正好反过来，虽云短制，实同长篇。《骑兵军》同样如此。事实上，《敖德萨故事》的黑帮系列和童年系列，也都是散篇形成的一个整体。 

可是，巴别尔这个文体家是最不讲文章体统的了，他随物赋形，量体裁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使每个系列中的各篇都自具面貌。比如《骑兵军》中，先有《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写主人公把地主老财在脚下踹了一个小时，一篇回肠荡气的复仇故事。紧接着却是一篇不到四百字的《科齐纳的墓葬地》，介绍三百年前犹太墓地，录出几条祷文，幽暗深沉得像是历史的青苔。再接着是一篇不到八百字的《普里绍帕》，仍然是复仇主题，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谓“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要说后面两篇，作为散文都算不上完整。就像《庄子·德充符》里那些刑余之人，肢体虽不完整，却是“天选其形”，神气具足！

巴别尔的写法是游击战法，险招迭出，机动性最强，绝对不按常理出牌。其行文到处是匪夷所思的转折，你根本想不到会在哪里拐弯，他在平地上可以飞起来！“普里绍帕解开马缰，跳上马鞍，割下自己的一绺头发扔进火场，拍马绝尘而去。”巴别尔也这样“奔逸绝尘”，而留下我们读者在原地，“瞠若乎其后矣！”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巴别尔不能不快，他的笔法腾挪跳掷，绝似速写，借用顾随《驼庵诗话》里评《水浒》的话说：“叙事文除《史记》外推《水浒》，他小说皆似蠕动。”巴别尔同样使别的小说作者“皆似蠕动”了。 

顾随《驼庵文话》里有个说法我起先不懂：“绘画的，神品；雕刻的，能品。《水浒》近于前者，《红楼》近于后者。”“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曰‘神品’。”现在我忽然有点懂了。“神品”用的是简笔，如水墨的一挥而就；雕刻则繁，费却多少工夫，再好也只能算“能品”。再说，施耐庵写李逵杀人，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给人的印象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又写李逵流泪诉说自己背了娘到沂岭，却被老虎吃了，这时，“众人大笑”，“宋江大笑”，真真是全无心肝。一部《水浒》，到头来你都不知道是“戒”还是“劝”，难道不正是天地不仁的零度写作吗？

海明威

读巴别尔，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拉伯雷，想到了《老子》《庄子》，想到了《水浒传》，可就是想不到海明威。大家老是把巴别尔跟海明威相提并论，我觉得，两个人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是不是巴别尔说自己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电报体”？其实两者不完全一样。电报要的是“压缩”，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要的是“准确”。海明威当然很质朴，但他刻意要用一种很酷的语言进行表述，有时便不免造作，比如《老人与海》，让人觉得“有点假”（phony）（刘大任：《纽约客随笔》，7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他又特别喜欢到处点睛。《老人与海》一开头就说老人桅杆上的破帆“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中间又说海龟被剖开几个小时那颗心还在跳动，“老头儿却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还一再说什么老人梦见了狮子，这都是“慧由己树，未足任也”的幼稚和矫揉。所以我每次读到下面这句话，就要失笑：“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分明是自揭底牌嘛！总之，海明威给自己注射了太多的雄性激素，可巴别尔衬出了他的娘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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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苏联] 伊萨克·巴别尔 著 | 戴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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